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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在莞“舞龙头” 生产在外“摆龙尾”
    号称全球最大代工企业的富士康集团,迫于珠三角日益上涨的人力成本,终于在今年夏天启动内迁计划。与其一衣带水的东莞制造型中小企业何尝不会遇到类似的压力?如东莞从事LED整灯装配、电源驱动的凌峰集团就坐不住了。

    虽然L E D是东莞新兴扶持产业,但凌峰集团总经理周悬峰还是担心招工难和人力资源成本成倍上涨的问题。他敲定明年初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家乡河南南阳新野,预计节省30%的人力成本。“但最核心的研发环节仍然会留在东莞”。

    内迁待遇优惠

    16年前,周悬峰从河南省新野县王集镇周湾村走出来,2005年在东莞塘厦设厂开始涉足LE D照明企业。多年后,他名下200多人的制造基地迁移的目的地,就是他当年的起点,位于河南新野县的家乡。

    “我们在东莞的工厂工人工资每月两三千元,回家设厂工资低很多。”除此以外,河南新野对引资回乡的企业,给予大块土地、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这些都是在东莞“茫茫中小企业丛海”享受不到的待遇。现在周悬峰已经在家乡政府的扶持下,进行新厂房的基础建设,总投资达到2亿元。

    东莞市陈村工业区鑫泰电子有限公司老总易炳权的想法与周悬峰不谋而合。去年初易炳权回老家在重庆开县设立了工厂,虽然他一再强调重庆的厂子是新设立,而非从东莞转移,但目前东莞的企业重心已经转移到销售上。

    “说起产业链的配置,重庆肯定跟东莞没法比。但是那边有规划好的工业园,地价很便宜。当地价值40万的地,我们九万、十万左右就能买到。税收什么的,都有优惠。”据易炳权介绍,他认识的企业中,有四五成已经在内地开设新厂“整体搬迁的趋势很明显。”

    人力成本是隐形大手

    这些企业为何要内迁呢?“不走压力很大啊。”易炳权一语道破,人力成本压力是指挥他们回乡的“隐形大手”。

    易炳权说,鑫泰在东莞的工厂今年初时流水线工人的底薪为780元,现在底薪涨到了920元,加上工时等综合薪金,一个普通工人每个月可拿到1700元,比年初多拿400块钱。鑫泰在莞有400名员工,成本上涨后利润直减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重庆最低工资560元,劳动力成本不高。

    周悬峰的新野老乡王馨,东莞鼎泰鑫电子的女老板,对招工问题有着很深的体会。她属于内迁的先行者,2007年就将线路板生产基地迁回新野,如今东莞本部仍然保持200多人的工人数量不变。“现在的招工有时代特殊性,80后、90后占到工人比例的七八成,不少是家里独生子女,家人不放心他们离家太远。”许多将工厂回迁到家乡的企业家有一个共同点,家乡本来就是劳动力输出大户,自身出来打工并创业,重回家乡图的就是当地人力资源相对廉价。

    内迁企业也有阵痛

    河南新野县驻莞办主任田建军的职责之一,就是为家乡“拉拢”像王馨、周悬峰这样的回乡创业者。据他了解,有意向内迁的企业不在少数,不仅仅因为劳动力成本、用工环境的诱惑,同时企业也有野心借力内迁开发中西部市场。

    在田建军看来,现在东莞将一些生产基地转移到内地,就好比过去香港将企业转移到内地:“不过厂和厂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富士康这样的航空母舰去到哪里,供应商就跟到哪里;我们东莞许多都是中小企业,回到内地的话,还需要一段时间培养起上下游产业环境。”

    许多人应该都听说过,刚刚结束的南非世界杯专用足球“普天同庆”产自江西九江一家名为思麦博的工厂,但是很少人知道,这家工厂是2007年从东莞虎门龙眼内迁至九江的。这家名为冠贺的台资运动器材生产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球类代工厂,现在东莞只留下研发和销售基地。

    “别看思麦博现在顺利,当初内迁的时候也是很波折,吃过亏。”东莞台商协会常务副会长谢庆源与冠贺的老总很熟,他说,思麦博刚在内地建厂时,因为产业链衔接不上吃了不少苦头,刚开始时因为物流原因,隐形成本骤升。然而阵痛终究在坚持了多年之后过去,现在思麦博到周边产业链已经相对健全,因此台企中的一些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都沿袭着先行者成功的路子,尝试将生产环节“内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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